全球政治风向逆转：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联盟的裂痕与保守主义的实用主义实践”
标题：2022年G7峰会揭示的世界政治风向：保守主义力量的崛起及其影响
正文：
2022年6月28日，德国巴伐利亚州，G7峰会期间，一场微妙的变化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这次峰会上，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法国总统马克龙、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德国总理舒尔茨、美国总统拜登，以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都在自己国家的政治光谱中属于左派。然而，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未来世界政治风向会持续向左派偏移。
在2010年的G7峰会上，仅有当时美国总统奥巴马一位左派领导人，其余领导人则来自右派或中右派。如今，与会领导人在各自国家的政治光谱中都偏向左派，反映出当前世界政治环境的微妙变化。然而，这种变化仅仅是暂时的，还不足以改变全球政治格局的基本方向。
实际上，2022年全球政治的重大事件中，频频出现在头条新闻中的是右派掌权的新闻。例如，以色列时间1月4日，总理内塔尼亚胡组建的以色列历史上最右倾内阁推出司法改革方案，削弱司法系统独立性，强化政府行政权力，引发为期数月的街头抗议活动。
土耳其时间5月29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赢得又一个五年任期，其伊斯兰主义事业将继续。
德国时间6月25日，德国另类选择党（AfD）的罗伯特·塞舍尔曼在桑内贝格市的市长选举中获胜。这是二战以来，首次有极右翼政党的领导人当选德国地方政府的负责人。
新西兰时间10月14日，新西兰大选举行，中右翼国家党获得胜利，终结工党的 6年执政，“新西兰优先”的口号成为国家党获胜的主要原因。
阿根廷时间11月19日，极右翼候选人哈维尔·米莱当选为新任总统。12月10日，米莱上任后开启大规模私有化经济改革，阿根廷比索贬值54%。
荷兰时间12月1日，极右翼自由党获得众议院最多席位，首次成为众议院第一大政党。自由党党魁海尔特·维尔德斯反对难民、反对伊斯兰教，主张关闭边境、脱离欧盟。
印度时间12月3日，总理莫迪领导的右翼执政党人民党在关键地区选举中获胜，为莫迪于明年竞选其第三任期扫除了障碍，也预示着印度教民族主义成为印度政治中心议题。
为数不多的左派执政消息则来自波兰，经过选举，原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仍为议会第一大党，但不足以单独执政。反对党领导人、前波兰总理、前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组建左翼联盟，成功当选为波兰新任总理。
2024年全球亦将面临多场选举。除了印度总理莫迪谋求连任以外，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将竞争自己的第五个任期。而在年末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前后两任总统特朗普与拜登或将再度对决。虽然特朗普官司缠身，但根据目前的部分民调，特朗普在关键摇摆州中暂时领先。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当选，美国整体政治氛围已经明显向右偏转。
美国时间12月14日，两党在参议院达成合作，以87票赞成、13票反对的悬殊差距，通过了总额8860亿美元的国防法案，以应对乌克兰危机和亚太局势。高额国防预算背后的鹰派立场更接近传统右翼，关注国家利益，而非秉持着国际合作理念的左翼行事风格。
拜登（左）与特朗普（右）
然而，右倾一词过于笼统，仍有诸多疑问等待厘清。首先，不同国家拥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背景，引申出了众多不同的政策主张和意识形态。各个国家的右翼主张是什么？他们有何差异，又为什么都被称为右派？其次，在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全球政治也并非首次出现右翼兴起的现象。仅在20世纪后半叶，欧洲就出现了三次右翼兴起的现象，2023年的世界和50年前又有怎样的差异？右派的兴起仅仅只是政治的轮回，还是暗示着更深刻的社会结构变化？最后，右转是个威胁吗？人们是否需要担心？如果右转确实是威胁，那么是否有现实政治结构能够阻碍右翼发挥作用？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获知世界当下的右倾到底意味着什么。
新自由主义重新诠释右派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阿根廷是个遥远的国度。除了马拉多纳、梅西、《阿根廷，请别为我哭泣》以及低廉的电子游戏价格之外，人们所知甚少。但随着新总统米莱开始在阿根廷推行经济休克疗法之后，人们开始关注这个国家的经济财政改革。1992年新成立的俄罗斯联邦同样实行休克疗法，彻底杀死了苏联体制的经济残余，也消灭了一个经济大国的存在。怀揣着这样的历史记忆，人们从阿根廷的休克疗法中希望知道的是，政府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到经济活动当中，彻底的放任是否真正能够带领一个国家摆脱经济困境。由此，我们可以获知休克疗法背后，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可行性。
新自由主义是一整套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大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中将其概括为，“通过在一个制度框架内——此制度框架的特点是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人的幸福。国家的角色是创造并维持一种适合于此类实践的环境，而不是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过程。”
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包括：市场经济、私有化、自由贸易、减少政府干预、降低税收等。这些理念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在过去四十年间，它们在许多国家的政治实践中得到了体现。然而，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也受到了广泛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它加剧了贫富差距、忽视了社会公平问题，甚至可能导致政治动荡和社会危机。
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联盟表现为不同的社会议程。在阿根廷这样经济危机严重的国家，新自由主义形态下的极端休克疗法成为施政的一种选择，即使休克疗法本身在阿根廷国内亦有颇多争议。在欧洲，劳工阶级失去中产地位的原因被归咎于外来移民以及欧盟一体化进程，因此是否反对移民、反对欧盟成为划分左右的重要标准。
在美国，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联盟主导了两大趋势：对外寻找潜在威胁以维系美国精神的独特性，对内宣扬保守价值观为失序的美式生活提供精神引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根廷总统、荷兰自由党党魁、印度总理、德国极右翼党派候选人……这些有着不同诉求的政客们或许可以被看作是右派的代表成员。他们继承着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逻辑，与新保守主义的道德价值议程，在2023年发挥了更强大的政治力量。
新保守主义的劣化自新自由主义于1980年代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以来，它已经成为主导全球经济秩序的意识形态。在许多国家，政府仍然履行市场监管责任，然而人们也认同，政府只不过是在市场失灵的少数时刻发挥作用。许多原本的左派政党，如英国工党，本应倡导劳工权益，却无力提供解决方案。事实上，正是1970年代英国工党无力应对工人罢工，才让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在1979年取得决定性胜利，彻底终结了英国的福利国家体制。
1975年，英国，撒切尔夫人成为保守党的新领袖。此后，这些左派政党也开始接受新自由主义理念。1997年成为英国首相的工党领导人托尼·布莱尔就将自己的路线形容为“第三条道路”。他自称自己超越了旧左派提倡的国家控制、高税收以及生产者利益，也规避了新自由主义右派完全拒绝政府调控的弊端。但实际上，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应被看作是原本的左派路线向右派靠拢。甚至有评论家认为，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是左派不愿意承认自己沿袭了新自由主义，而掩耳盗铃式创造的新词。
法国同样如此。1970年代末，法国经历了两次右翼政治浪潮，分别在1976年和1981年。尽管两次右翼政治浪潮之间相隔多年，但它们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之处。首先，两次右翼政治浪潮都反映了法国选民对社会问题的不满和对国家政策的失望。其次，两次右翼政治浪潮都强调了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价值观。
法国同样如此。1970年代末，法国经历了两次右翼政治浪潮，分别在1976年和1981年。尽管两次右翼政治浪潮之间相隔多年，但它们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之处。首先，两次右翼政治浪潮都反映了法国选民对社会问题的不满和对国家政策的失望。其次，两次右翼政治浪潮都强调了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