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网络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网络暴力事件也引起了广泛关注。近日，致公党中央计划向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提交一份名为《关于治理网络暴力，打造清朗网络环境的提案》的文件，以呼吁各方关注网络暴力问题，并提出一系列解决方案。这一举措表明了我国政府及社会团体对于网络暴力问题的重视程度，以及对构建健康、安全、文明的网络空间的坚定决心。
提案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这句话既强调了网络综合治理的重要性，也为解决网络暴力问题指明了方向。然而，现实情况却并未完全达到这一目标。近年来，网络暴力事件频发，其手段愈发恶劣，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有必要加强对网络暴力的治理，以维护广大网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网络文明健康发展。
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网络技术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网络暴力。网络暴力是指利用网络平台，采用侮辱、诽谤、恐吓等手段对他人进行恶意攻击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仅侵犯了受害者的合法权益，而且严重破坏了网络空间的秩序和安全。
网络暴力事件的发生，反映出我们在网络道德建设、数字公民素养等方面的不足。在网络环境中，我们需要培养人们的法治观念、责任意识和公德意识，引导他们正确使用网络，尊重他人的权利，维护良好的网络环境。此外，还需要加强对网络暴力的惩治力度，让那些制造网络暴力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实现网络空间的安全、有序和文明。
目前，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以应对网络暴力问题。这些法规为打击网络暴力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网络暴力问题依然较为严重，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查证难。在网络暴力事件中，受害者往往无法立即获取到施暴者的真实信息。在没有得到公安或司法机关许可的情况下，受害者通常只能依靠起诉网络平台，请求提供网暴者的身份信息，或者申请法院调查令调取身份信息。这种情况下，查证过程非常繁琐，耗时较长，容易给受害者带来二次伤害。
其次，预判难。网络暴力行为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突发性，很难提前预判。施暴者可能会通过各种手段规避监管，使得网络平台很难通过屏蔽关键词、大数据筛查等方式及时阻断网络暴力。
再次，投诉难。网络平台的投诉入口通常较为隐蔽，且流程繁琐。受害者往往需要花费较大的精力去寻找投诉途径，而投诉审核的通过率也不高。这既不利于及时阻止网络暴力信息的传播，又会使受害者承受更多的痛苦。
此外，维权难、惩治难也是网络暴力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的重要原因。受害者面对的是难以准确定位、部分为博取流量牟利而有组织的网络暴力言论。仅凭个人力量，他们很难有效应对如此庞大的网络暴力浪潮。同时，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难度较大，司法实践中主要追究网络暴力信息的原初发布者的法律责任，而对于扩散者、助势者等行为则基本未予追究。此外，网络暴力与危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准确界定，导致即使追究法律责任，也通常只能选择轻微罪名，难以起到有效的震慑作用。
针对这些问题，致公党中央在提案中提出了以下五点建议：
首先，政法部门应不断优化网暴案件的溯源取证规则。这意味着，政法部门需要加强与网络平台的协作，共同建立健全电子数据取证机制。通过简化取证程序，降低受害者的维权成本，让他们能够在第一时间内获取到施暴者的真实信息，为后续的维权和诉讼提供有力支持。
其次，应完善网络暴力案件的人格权侵害行为禁令制度。当受害者的人格权受到侵犯时，他们可以通过申请人格权禁令的方式，及时制止网络暴力对其合法权益的损害。这将有助于提高司法效率，减轻受害者的心理压力。
第三，加大惩治力度，完善相关法律中的反网络暴力条款。这包括在侮辱、诽谤罪中增加“情节特别严重”的量刑档次，配置“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升档法定刑，提高法律的威慑力。同时，将网络侮辱、诽谤犯罪作为公诉犯罪，由公安机关行使侮辱、诽谤罪的侦查权，由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借助公权力帮助受害者及时维权。
第四，推进网络空间体系性的治理框架。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制定统一的反网络暴力法，对“网络暴力”名词进行详细、充分地定义或解释，规范反网络暴力权力授予的形式、行使的程序和适用的范围。同时，根据网络暴力行为的危害程度合理配置法律责任，理顺不同类型法律责任之间的界限与联系，并就预防和惩处网络暴力等作出具体化、明确化、体系化的规定。
第五，强化网络安全教育和法治宣传。政府、学校、企业和社会组织应当共同努力，加强网络安全教育和法治宣传，提高公众的网络素质和法律意识。这样，在遭遇网络暴力时，大家能够更加理智地应对，避免被网络暴力所伤害。
总之，网络暴力问题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关乎每一个网民的切身利益。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这个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共同打造一个清朗的网络环境。
